【编者按】当校园霸凌一次次冲上热搜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施暴者的拳头，更是一个个破碎家庭的缩影。新加坡拳击国手阿卜杜勒·瓦菲两年前的施暴视频近日引爆网络，这个曾代表国家荣誉的年轻人，背后竟藏着被愤怒吞噬的青春期。最新研究显示，当地每四名小学生就有一人遭遇霸凌，而中学生受害比例更高达三成。当我们习惯性谴责施暴者时，是否思考过：这些孩子为何举起拳头？是家庭暴力的耳濡目染？是寻求存在感的扭曲方式？还是社会竞争压力的转移？本文通过多位前霸凌者的自白，揭开暴力背后的心理密码——施暴者往往先是受伤者。要根治霸凌，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形成治愈联盟，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。

　　2024年，当阿卜杜勒·瓦菲殴打同学的旧视频重新在网络上流传，一场关于青少年暴力和责任承担的全国性讨论再度被点燃。

　　这段拍摄于2022年1月的视频显示，当时14岁的阿卜杜勒·瓦菲在厕所里对一名男孩拳打脚踢。视频如野火般在社交媒体蔓延，引发广泛声讨。

　　由于阿卜杜勒·瓦菲身为代表新加坡出战世界舞台的国家拳击手——本应与自律、克制和尊重相关联，而非无端暴力——批评声浪愈发猛烈。

　　10月10日接受《今日新加坡》采访时，阿卜杜勒·瓦菲描述了自己在视频爆红时的无措，对过往阴影感到懊恼与难堪。

　　如今18岁的他承认，在童年和青少年初期，自己"大部分时间都充满愤怒和攻击性"。

　　虽然记不清厕所冲突的具体细节，但他清晰记得当天的情绪状态。

　　"我突然失控了，"他简单说道，"仿佛有东西占据了我的身体，我甚至感觉不像自己。"

　　阿卜杜勒·瓦菲的遭遇只是新加坡校园霸凌现象日益引发社会关注的冰山一角。

　　仅今年，盛港绿苑小学、河谷小学和美雅中学的事件就引发广泛讨论与忧虑，尽管后两起事件最终被判定非霸凌个案。

　　由国立教育学院主导，携手新加坡儿童会及国立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，约四分之一高年级小学生曾遭遇霸凌。

　　这项针对9至13岁学生的调查显示，诸如散布谣言、排挤孤立和网络骚扰等情感与关系霸凌行为日益普遍，尽管其非肢体特性使这些行为更难以察觉。

　　五月《新加坡频道》焦点访谈调查指出，问题可能比官方数据更严峻——约三成中学生自称曾是霸凌受害者。

　　这项2024年开展的调查收集了来自149所中学的1010名13至17岁学生的反馈。

　　当霸凌事件成为头条，公众视线往往聚焦受害者及其遭遇的创伤——这无可厚非。但专家指出，这或许不足以全面有效地解决问题。

　　国立教育学院研究中，部分自称遭霸凌的孩童同时承认自己也欺凌他人。这揭示了霸凌行为中较少被讨论的层面：正如谚语所说，受伤的人往往会伤害他人。

　　施暴者为何会采取这些行为？是什么促使他们反思自身行动？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是否有可能通过早期干预阻止他们诉诸暴力？

　　为探寻答案，《今日新加坡》通过对话前霸凌者与改过自新者，层层剖析霸凌的心理机制。

　　13岁时，王先生心中已承载着与年龄不符的怒火。

　　"如果讨厌某个老师，我会直接走出教室，"他说，"有时会吼叫、扔椅子，甚至欺负同学。"

　　"当时我告诉自己这不是霸凌——只是打扰别人。"

　　童年时期，他的身体本能地精通愤怒的表达，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过度严厉、脾气暴躁的父亲。

　　"我曾因他殴打母亲而报警，"现年36岁的关系教练回忆道，"有时他也会打我。"

　　虽然王先生读中三时父亲停止了殴打，但长期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已然形成——且远超身体创伤。

　　在学校，王先生常将愤怒作为自我保护的方式，尤其面对恶言与不敬时。

　　"作为工艺源流学生，老师不断说我们没用，说我们没有未来。所以我反击。"

　　当同学们出现相同行为时，他更觉自己的愤怒理所应当。"我们互相怂恿捣乱，既然没人尊重我们，我们何必尊重他们？"

　　霸凌往往始于寻求关注，光明心理诊疗中心创办人兼首席临床心理学家王勉立博士指出。

　　"对许多孩童和青少年而言，被看见意味着自身价值的存在。被认可，甚至被畏惧，比被忽视更有安全感。"

　　随时间推移，这会固化为重复的伤害行为模式。

　　前教育部教师、现英语忍者补习中心学术总监林爱丝说，霸凌很少源于孤立事件，而常与孩子的成长经历、社会环境和情绪健康交织。

　　即使来自稳定家庭的孩子，在缺乏情感支持或联结时也可能行为失控。

　　林女士忆起一名中三学生，他欺凌安静女生并非出于愤怒，而是为宣泄对身份认同、归属感和被接纳的内心挣扎。

　　"在严苛管教或情绪反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，会认为强权才能保障安全，"王博士说，"攻击性成为他们获取稳定的方式。"

　　随着孩子成长，霸凌可能成为应对社会隐性等级规则的手段——他们以此处理关于谁受欢迎、谁被仰慕、谁遭排斥的不安与困惑。

　　化名陈先生的学校辅导员表示，微妙的排挤、流言和社会等级同样有害——例如女生间的"女王蜂体系"。

　　这类情况下，施暴者动机不在暴力本身，而关乎控制权、归属感和感知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对现年45岁的律师郑伊凡而言，这种社会等级小学一二年级就已存在。

　　老师常在课堂上表扬守规矩学生，接着便训斥他。

　　"他们会说："你是学校的捣蛋鬼，该向好学生学习"，"他回忆道。

　　为减轻老师贬低性对比带来的刺痛，他和朋友将怨气发泄在常受表扬的同学身上，通过取绰号和排挤来报复。

　　回首过往，他意识到自己当时试图通过争夺社交资本来缓解羞耻感。

　　"这是对好学生的报复，向老师证明我的朋友更喜欢我。存在一条"食物链’，而我想成为风云人物。"

　　化名西蒂女士的初级学院教师表示，据其观察，大专学府的霸凌往往更隐蔽。

　　"初院很少见肢体霸凌，更多是嘲弄和排挤，且常发生在网络，"她说。

　　她补充，即使看似轻微的行为，如嘲笑同学没有名牌物品，或用不同语言交谈排挤他人，都可能造成深刻伤害。

　　光明心理诊疗中心王博士指出，施暴者不必比目标对象更强壮。

　　"权力失衡可来自人气、自信、社交技巧、认知能力，甚至影响他人的能力，"他补充道，有些孩子同时拥有多项优势，放大对同龄人的控制力。

　　心理治疗中心高级辅导员暨心理治疗师戈帕尔·马希表示，此类行为常是施暴者未化解的痛苦或深层不安的表现，而非出于恶意或残忍。

　　"也可能源于内心挣扎，当羞耻、不安或愤怒情绪转移至看似"安全目标’的同伴身上，"他说。

　　当霸凌行为被理解或辩解为无害玩笑时，施暴者往往未能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伤害。

　　曾就读顶尖男校、拒绝透露全名的莫哈末先生说："我们持续针对班上的少数族裔同学，给他们取绰号、戏弄嘲笑。"

　　戏谑在学校露营时升级，他和朋友朝帐篷过量喷洒除臭剂，直到针对目标与另一男孩开始咳嗽。

　　随后，莫哈末先生拆解帐篷，使其坍塌在受害者身上。

　　这类霸凌持续近两年，贯穿中三中四。

　　"并非找借口，但这是所男校。当时我真不觉得自己有错。"

　　他当时自己也遭受欺侮——朋友拿他的马来身份开恶意玩笑，称他为"恐怖分子"。

　　"感觉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欺负过别人，"他说。

　　心理学家王博士解释，许多施暴者不认为自己加害他人，因其行为已融入群体文化。

　　他补充，有些人会自我建构使伤害行为合理化的叙事——例如"只是玩笑"、"他们该坚强点"、"大家都在笑"。

　　"关注、笑声和点赞等社交回报，让人更容易忽视造成的伤害。"

　　当认为目标对象与自己不同时，尤其基于种族、能力、宗教、性别或体型，人们更容易关闭同理心，王博士补充道。

　　化名亚历克斯先生的前霸凌受害者兼施暴者指出，一人眼中的无害嬉闹，常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。

　　现年33岁的科技业从业者记得，小学时自己不断被针对——被压抵围栏、被强行褪裤、卷入常升级为斗殴的粗野游戏。

　　他说，以牙还牙变得自然而然。

　　"每次被压制，我都会还手，"他回忆，"一旦挥拳，就可能演变成全面斗殴。"

　　到高年级，他的自卫已转变为主动攻击。

　　"我愤怒又沮丧，那些挑起争端者总能逍遥法外，然后重复整个循环。所以我开始相信，要保护自己必须用最大攻击性反击（侵略者）。"

　　他成了"校园小霸王"，常暴力摔砸桌椅。

　　"老师不知如何管教我。他们宁愿与我交好也不敢得罪，因我脾气极差。"

　　中学时期，他睚眦必报的名声更响。挑衅他的同学常成其拳下目标。

　　反霸凌儿童青年联盟创办人黄女士表示，虽然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，但每起事件中双方的过往纠葛至关重要。

　　"需要调查理解受害者反击的原因，有时他们未意识到这也属霸凌形式，"她说。

　　然而，并非所有受害者都会以暴制暴。

　　尽管小学因"怪胎"身份被霸凌，45岁的公关专员王爱德华从未报复。

　　他凭借幽默与机智化解紧张，摆脱受害者心态，而非诉诸暴力。

　　"我认为这比强迫自己适应陌生的施暴者思维更有效，"他说。

　　教育部正全面检讨霸凌问题，强化校内纪律、矫正与修复性实践的政策框架。

　　教育部长李智陞9月23日在国会表示，作为部分措施，正研究设立中央反霸凌单位、专家指导及加强家长与社区伙伴参与等方案。

　　学生举报渠道将更便利，更强调早期干预、价值观教育及家校合作。

　　不过专家明确表示，有效应对霸凌不能仅靠规章。

　　他们指出，必须努力理解驱使施暴者伤害他人的原因——非为开脱罪责，而是让教育者与家长能预防而非仅惩罚。

　　"对部分（施暴者）而言，其行为感觉正常甚至合理，"反霸凌儿童青年联盟黄女士说。

　　兼任我的空间心理治疗服务总监暨艺术心理治疗师的黄女士强调，成人处理潜在霸凌案件需持"负责、明辨与反思态度"，避免仓促判断。

　　"必须梳理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，如家庭生活、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，同时承认造成的伤害。"

　　首席学校辅导员沈女士表示，施暴学生可能难以管理情绪或控制社交情境的需求，将中性情境误解为威胁。

　　对这些学生，重点应处理其潜在的无助感，教导建立社交联结与影响力的恰当方式，她补充道。

　　她也强调需根据学生个体状况（如年龄）采取更细致方法。

　　年幼孩子可能无意间伤害他人，她指出，年长孩子则需应对同侪压力与道德选择。

　　心理学家王博士说，许多施暴者直到控制与关注的短期回报被孤独与愧疚取代时，才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伤害。

　　通常，这种醒悟需通过心理治疗、重大转变或为人父母后的同理心，在人生后期才出现。

　　现年30余岁、从事公关行业的莫哈末先生，近年受霸凌新闻与公共讨论启发重新审视自身经历，才开始反思过往行为。

　　"若能回到过去，我会再那样恶劣对待他们吗？不，绝不会。"

　　"若将来有孩子，发现他们重蹈我当年对待同学的行径，我定会严加训斥。"

　　虽然沈女士承认"施暴者"与"受害者"等术语有助明确区分加害与受害双方，但也呼吁谨慎使用。

　　"我避免给学生贴标签，这可能成为其身份认同并限制成长潜能，"她说。

　　"我们的职责是帮助他们识别情绪、理解（行为）影响、培养同理心，从而以不同方式与人相处。"

　　黄女士表示，引导式对话形式如"鱼缸谈话"——参与者轮流在旋转圈中发言与倾听——有助受害者感受被听见，施暴者领会自身行为的影响。

　　尽管国家拳击手阿卜杜勒·瓦菲的暴力视频在网络掀起轩然大波，未呈现的却是事件后续。

　　此事导致他被俊源中学开除后，他被带至勿洛警局讯问——因连续斗殴，那是他当月第三次进警局。

　　"调查警官说："得给你找个爱好。你喜欢做什么？""他回忆，"我说："我喜欢打架。""

　　在警官建议与精神科医生鼓励下，阿卜杜勒·瓦菲获父母同意学习拳击，作为挫折的宣泄口。

　　配合定期辅导，这成为转折点。在前国家拳击教练赛义德·阿卜杜勒·卡迪尔的拳击学校训练，助他将"天生火爆"脾气转化为自律。

　　训练一个月后，他入选国家队。学习拳击六个月，他出战首场国际锦标赛并夺得金牌。

　　如今阿卜杜勒·瓦菲归功于拳击教会他在激战中保持冷静。"拳击映照人生。愤怒出拳只会失误。"

　　虽然他现能承认过往暴力倾向源于家庭与学校未化解的挫败感，但不视此为自身行为的正当理由。

　　"伤害他人不仅伤及对方，更令其蒙羞，也伤及其父母。"

　　他向部分曾伤害者道歉，并解释自己当年的处境——"非为找借口，而是让他们理解我的由来"。

　　他并非唯一通过为过往行为负责获得疗愈的前施暴者。

　　律师郑先生数十年后偶遇小学曾欺凌的男孩时，未错失机会——他郑重道歉。

　　同样，关系教练王先生17岁时在同学会直面过往，会见昔日受害者之一。

　　"他对我说："我的中学生涯因你们而充满创伤"，"王先生说，"我告诉他那并非我骄傲的回忆，但感谢他坦诚相告，并致以歉意。"

　　也有人经历现实重击后决心改变。

　　对亚历克斯先生而言，中学一次激烈冲突险些招致警方案件后，他意识到暴力——即使是自卫——也可能改变人生轨迹。

　　"即使打赢架，暴力仍会让你陷入困境，"他说。

　　后续调查显示受害者曾以贬损言论挑衅亚历克斯先生，案件因此撤销。但他仍感激此次"第二次机会"。

　　"我意识到结局可能更糟，从此必须审慎思考如何应对各种情境。"

　　英语忍者林女士指出，当高关注度霸凌案件见诸报端，公众指责多落于学校与教师。

　　但专家警告，尽管学校仍是反霸凌前线，他们不能是首道与最后防线。

　　事实上，霸凌常植根于孩子在课堂外直接环境吸收的社会暗示——家庭、邻里与常涉足的网络空间。

　　"若仅将霸凌视作纪律问题，我们将错失培养年轻人韧性与同理心的机会，"心理治疗中心戈帕尔先生说。

　　他是日益壮大的修复式处置施暴者倡议浪潮的一员。

　　他表示，与其单纯惩罚（只会强化羞耻感），必须为施暴者提供真正的转化机遇，让责任承担与慈悲心取得平衡。

　　他补充，矫正行动应聚焦通过治疗与反思修复伤害、建立同理心，即使受害者未直接在场。必须引导过错方探寻行为根源，管理情绪，直面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。

　　"修复式正义不限于一名加害者与一名受害者，而是塑造新加坡更安全、更慈悲的社群。"

　　此类方式或曾惠及关系教练王先生——他曾感觉遭父亲与教师双双排斥。

　　若当年教师以同理心而非惩罚与羞耻感对待他，他认为自己的回应或会截然不同。

　　"我期望现今教师接受心理健康培训——不仅为识别困境学生，更先完善自我，"他说。

　　"若教师不理解自身情绪或应对机制，便无法助人。"

　　但若缺乏更多支援，提供早期预防支持知易行难。

　　"教师想要介入，"林女士说——但体系性挑战是其却步主因。

　　例如教师常超负荷工作。林女士回忆在公共教育体系服务时，自己通常每晚只睡四小时。

　　除沉重工作量外，期望教师持续监控所有学生不切实际，她说。

　　她补充，部分家长获知子女霸凌行为时"陷入否认"，拒绝配合。

　　此外，教师是教育者，非心理健康专家。"他们未必能处理需辅导或家长参与的复杂个案，"她说。

　　为使持续干预可行，林女士认为需要不增加教师工作量的全面关怀或导师计划。

　　缩减班级规模亦有助益。"每班30至40名学生时，几乎不可能提供能改变学生处境的实质支持，"她说。

　　最终，前施暴者、教育者与心理健康专家共识明确：霸凌预防需及早开始，远在孩子入学之前。

　　律师郑先生慨叹自己缺乏家庭引导与开放沟通，家中对话总聚焦成绩而非挣扎。

　　他认为若父母更努力成为可亲近的倾诉对象，他的成长会更顺利。

　　"孩子（应能）表达感受，处理这些情绪，学习是非对错与情绪管理。"

　　反霸凌儿童青年联盟黄女士解释，在家庭之外，霸凌可能出现在任何共享社交空间，如游乐场、课外活动、公共交通工具甚至网络平台。

　　她说，儿童与青年大多成型岁月在校度过，使学校成为塑造其对周遭世界与人类行为基础认知的关键——何者被允许，何者不被容许。

　　即使成人也可能无意间示范严苛或攻击行为。有些孩子曾向黄女士讲述教师课堂上扔椅子或对学生尖叫的事例。

　　"目标是培育展现理解、善意与反思思维的新世代，让每个孩子知晓在面对不公待遇时自己能带来改变，"黄女士说。

　　初院教师西蒂女士表示，单靠学校无法解决霸凌，因这需在每一层面进行反思、问责与同理心培养。

　　她指出，霸凌行为在非教育场所如道路或职场也常见，使其成为更大规模攻击性与竞争文化的一部分。

　　"学校尽力而为，但若社会奖赏支配权与"胜利’，孩子便学会这点。他们看见施暴者常在现实世界成功。"

　　"除非我们在每个角落对抗霸凌——职场、家庭、公共场所——问题只会持续存在。"